尽管中国政府仍未公布户籍制度改革的细则，但有迹象显示，许多农民工非常乐意在城市里定居下来。前述调查显示，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2.2亿农民工中，有1.31亿人渴望成为城镇永久居民。如果这么多人（大约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真的在城市里定居下来，那么中国的命运在更大程度上将受他们的购买力、而非劳动力影响。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型为“世界工厂”，这很大部分得益于数以亿计的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们，他们挣着很低的工资，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生产产品。如今，情况发生转变，这个人数约达2.2亿的农民工群体正在成为强有力的消费者，这一转变势必推动中国下一个重大的经济演变。

　　据《金融时报》旗下调研机构《中国投资参考》对全国1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这个群体2012年在商品和服务上共消费4.2万亿人民币（合6770亿美元）。这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去年全国消费开支的1.5倍，同时比土耳其2011年全国消费开支高出23%。

这一转变也是中国本身转变的缩影：外需导向向内需转型、从专注投资到扩大消费转型、从ＧＤＰ高速增长向中速转型。上述调查显示，生于相对富裕的20世纪90年代的外来务工者们比生于80年代、70年代的显得更“奢侈”一些。他们会花费收入的53%在消费上，而80年代、70年代的外来务工者的消费分别为收入的47.2%和38.3%。

　　他们每月的大部分可自由支配的个人开支是在大众消费品上，例如，方便面、快餐、啤酒、饮料、衣服、鞋子以及手机。尽管他们的品牌意识还处于初级阶段，但随着这一群体的收入增加，他们对国内外一些品牌的偏好正在迅速形成。这些品牌包括统一、康师傅方便面、肯德基和麦当劳快餐、诺基亚和三星手机、安踏和李宁运动服、双汇肉类制品、雪花和青岛啤酒，以及淘宝网上购物。

　　这个仅仅在十年前还被城市居民普遍瞧不起的群体对品牌特异性的早期摸索是值得关注的。张彤禾记录农民工现状的一本书《打工女孩》，描述了老板们如何觉得，工人的数量远多于工作岗位需要，而因此对待员工有掩盖不住的蔑视。

　　像张的书中所说，广东省的制造业腹地，东莞，成千上万的工厂弥漫着一种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气氛：很多墙上贴着“贫穷地死去是一种罪过”、“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实践出真知”等标语。类似地，招聘广告也赤裸裸地写道：“招销售专员。能吃苦耐劳。独生子女勿扰。”

　　然而，这种局面已发生逆转。从2010年开始，蓝领劳动力市场已由供给过剩转为供给短缺，新的形势迫使雇主学着取悦工人，并用加薪和改善福利吸引更多工人为自己工作。《中国投资参考》的数据显示，2012年，每月的蓝领岗位空缺填补率都没有超过75%。而有媒体报道，珠海建筑工地的日薪达到250到350元（折合39-54美元），却仍难觅农民工。随着80后、90后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自我权利意识的提高，面对企业的剥削和压迫，他们选择了“用脚投票”，在不同企业之间来回“跳槽”，形成“三角恋”的模式，导致长期有一大批农民工处在“择业”的过程中，成为许多企业常年招不到工人的主要原因。媒体称为“民工荒”。

　　劳动力市场的这种逆转使得农民工的收入开始迅速增长。只要蓝领劳动力仍然短缺，这一趋势就不太可能改变。《中国投资参考》的数据显示，农民工收入上涨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重要消费者群体——他们的月收入在2012年累计上涨12%，达到2995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过去10年里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3%。

　　在政府方面看来，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实力对实现增长模式再平衡和推进城镇化这两个目标至关重要。就第一个目标而言，农民工支出在促使增长模式由过度依赖投资转向消费拉动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55%由消费者支出贡献，预计2013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连续第三年超过投资。

　　农民工对于推进城镇化也很关键。中国总理李克强已表示，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10年最大内需来源。李克强计划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获得城镇居民身份，从而有资格在福利分配方面享受更好的待遇。而福利待遇的大幅提高，进而将促进消费支出。

　　尽管中国政府仍未公布户籍制度改革的细则，但有迹象显示，许多农民工非常乐意在城市里定居下来。前述调查显示，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2.2亿农民工中，有1.31亿人渴望成为城镇永久居民。如果这么多人（大约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真的在城市里定居下来，那么中国的命运在更大程度上将受他们的购买力、而非劳动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