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的经济行为，可以用经济逻辑来解释；长期大规模的经济行为，则必须进入文化的逻辑。邵阳市邵东县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必须进入文化的逻辑。
　　
　　人和——湖湘文化中商业基因的发扬
　　
　　邵阳的邵东县存在着有利于民营经济兴起、发展和壮大的创业文化。强烈的创业致富欲望，驱动着邵东人自觉投身于家庭工业和市场经济，并转化为他们创业之初冲破传统的勇气和创业之中的吃苦耐劳精神。这种区域性的创业文化，正是湖湘文化的一部分。
　　
　　邵阳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是湘军的发祥地。湘军的崛起，与湖湘本土民风民俗、心理性格等社会心理文化（如山民的刚烈、倔劲）紧密相连，更与湖湘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邵阳人的商业文化心理，既是“邵商”、 “湘商”的文化心理，也是湖湘文化心理。
　　
　　一方面，邵阳人不但继承了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自强不息”、“通变求新”等优良传统和“湘军”、“宝古佬”等精神，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他们将这些优良品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生存环境下，邵东人求变求新，敢为人先，纷纷弃农从商，成群地走出家门谋发展。在经商创业中，特别是在初始阶段，他们跋山涉水，吃苦耐劳，锲而不舍。
　　
　　另一方面，邵阳人还继承并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的商业基因。湖湘文化蕴含的商业基因，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占主导。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邵东人在继承湖湘文化中的经济基因的同时，自觉进行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突破和创新，创造性地将湖湘文化中“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等政治思想转变为关注国计民生、重视衣食住行的经济观念，把湘军“经邦济世”的革命目标和任务转换为和平建设的经济筹谋，把前辈湘军搞政治、打仗的精神和力量移植、应用到搞经济和经商上来。
　　
　　地利——区位优势及其造就的商业基础
　　
　　邵东境内有邵水、蒸水、测水三大地表水系，既是邵水之源，又是蒸水之源，测水之源（水之源往往又是文化之源），且地处湖湘文化的三个重要发源地和覆盖区——邵阳、湘潭（或说是湘乡）、衡阳三地的交汇处。陆路交通的逐渐发达，与外界的交往的日益频繁，极易使邵东成为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化进入邵阳的桥头堡、交流地，并促使邵东人走在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前面，站在新时期湖湘文化发展、变化、转型的最前沿。当其他居民的生活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时，邵东人就已触摸到市场经济的脉搏，自觉投身于家庭工业和市场经济中。
　　
　　邵阳自古为连通大西南的陆路交通要道和商贾重地，有立市传统和手工业加工基础。其境内地名多以“铺”、“市”为名。如历史悠久、有南方“药都”之称号的廉桥药市，很早以前境内就以药市闻名。小商品市场仙槎桥素称“五金之乡”，解放前仙槎桥产的菜刀、剪刀和剃刀，享有“宝庆三刀”之称，与杭州的张小泉菜刀和北京的王麻子剪刀齐名，也为邵东赢得“百工之乡”的美誉。
　　
　　立市传统和手工业加工基础，使当地人很早就有经商的习惯。邵东的“太平鱼”在清初就行销湘乡、衡阳等地；黄花菜自晚清以来产量居全国之冠，大量运销外地。位于邵东县杨桥乡清水村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荫家堂，被当地百姓俗称为“108间”，是邵东古代商品经济的“活化石”，称得上是一座邵东民营经济的民俗馆和一部邵东民营经济的民俗史。
　　
　　天时——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每一次大发展，都得益于思想解放和政策调整。挣脱了思想和体制枷锁的邵东民营经济，也得以迅速崛起。
　　
　　邵东民营经济还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鼓励和有利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在邵东民营经济萌芽之初，当地政府部门一般采取不干涉做法，合理规避僵化的体制带来的不利因素。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坚持优化经济环境，出台系列优化经济环境的政策和措施，进行市场要素、财政体制、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肯定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并对其加以引导鼓励，为生产经营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而当民营经济发展到关键转型时期，政府又因势利导，制定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如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兴商建县”的经济发展思路，建立起了中南地区的商贸之城；21世纪初，提出“工业兴县”的战略，积极引导县域企业的小区发展模式。
　　
　　适宜的宽松环境使邵东开启了民营经济的先河，湖南第一家民营企业在此诞生，邵东商人成为“湘商”中的先驱、劲旅，并出现了“邵东经济现象”。“邵东人”也因此最先站到了新时期湖湘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民营经济的风口浪尖，掀开了湖湘文化发展的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