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冯兴元教授

现代商会的发展，一个是需要商会法，第二个就是服务要作为产品来提供和销售。立法环境不好的时候，即便没有商会法，但有些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商会法惯例的一些条例甚至惯例也行。否则，立法会把真正意义上的商会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者搞死。应把服务概念淡化、取消掉，取而代之产品概念，即向面向成员的需求向成员提供产品，以此换取成员的支付。商会的资金来源包括基本会费，捐款，和对特定商会“产品”的匹配性支付。我国许多行业商会主要靠捐款，甚至往往连基本会费也不收。很多无作为的“休眠性”行业商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提供不了多少服务，因为它没有面向会员需求把服务作为产品来出售以获取回报。没有这个机制，就只靠捐款，这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比如是主席10万块钱，副会长5万块钱，秘书长再降一点，常务理事再多少，基本上会员不交钱了。这种商会成不了气候。商会要把握需求，面向会员的需求向其提供服务产品，你的产品能向成员卖得出去，你就成功，你就实现了最佳服务。你就是真正的企业利益代言人。行业商会里基本会费是要交的，一方面用来维持基本的运作和服务，另一方面让会员企业感受到其有付出，而且值得付出。但成功的现代商会和行业协会，实际上需要面向需求向会员出卖产品，从而获得会员的支持，包括对应的支付。比如温州烟具协会曾经成功集资应诉欧盟的反倾销案。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现代商会产品里面最重要的一块就是维权(advocacy)，现有工商联的系统作用虽然有，但它不能普遍维权的，可能进行选择性的维权：商会成员实力大，企业老板自己本来就有律师，同时也可以借助工商联，自身可能本来就是副会长或者理事，由工商联出面跟政府协商解决问题。但是，小的会员单位怎么解决维权问题呢？不好解决。在很多地方的商会甚至都不要小的会员单位，现有商会框架内你怎么解决其利益代表问题？

商会是属于会员自治的，我们从四方面独立性考虑，机构、预算、人事、运作独立性，在现有政策框架和工商联体制内，这四个独立性你能实现什么？很难。内部或者正式挂靠工商联的行业商会里面有一些质量较好。尤其是一些异地商会更是如此，比如浙江、福建，广东商会在内蒙、重庆，都是商业化非常厉害，它们就是依靠面向需求出售产品：我是会员，我有需求，我愿意出钱，也能够支付得起，而且我也能买到服务，买到的这个服务就是产品化的服务。这才是企业所需要的行业商会。

两年前，我作为联合国工发组织私营部门发展专家调查了四川、重庆、内蒙古55个工商联及行业商会。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行业商会，还有妇女企业家商会，三十几个商会成员，然后她们就决定不要发展更多成员了，这样就变成了俱乐部。其实商会必须有行业代表性和覆盖面才称其为商会。几家几户企业不能成其为商会。还有内蒙有个葡萄商会，实际它就是一个企业从农民那边收购大量的葡萄卖给超市，企业和农民一起组建这个商会。但这怎么能叫商会呢？不是说你把供方、收购方加在一起叫商会、协会，都不对路。会员必须是一个行业内的企业方。

还有一个问题涉及竞争法问题。像内蒙的一家煤炭协会，每年约定价格上浮或者压价幅度，按照奥地利学派较长远来看这种价格卡特尔是会不攻自破的，但是我们都生活在即期世界当中，有时候该打破就尽快打破，也是好事。

有位好友认为中国商会和行会的改革方向可以是把各地商会、行会变成总体上“一地一业一会”的模式。依我看，这种方向还不如德国的操作方法。德国的操作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工商会，是法定的、因而是强制性的。每个企业都要入会，但德国工商会不受国家或地方财政部的任何补贴或赞助。这套机构行使一些准行政职能，比如考核和颁发执照，提供培训，传达一些政府法规政策，向政府转达一些企业关注点。但法律规定其要代表工商企业的利益。此外还有许多行业协会、雇主协会，根据协会来注册的，比较自由，体现协会自由原则。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搞这种两者并存的混合制？既有这种强制性法定会员制的，同时又允许多元化、多元主义的方式？当然，德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国家色彩太浓。但这恰恰与很多相关管制性法规过多有关。比如法律规定雇主协会等行业协会要和工会谈判集体劳资合同，这一合同最终强加给行业或者区域内所有的企业和雇员。这种集体劳资合同往往有利于在职者，不利于潜在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失业者和低素质工人。因此，有些权力不应该授予商会、行业协会、工会。要让协会自由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