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仲容的一生与台湾经济息息相关，是台湾经济由极端落后到转轨、起飞的实际领导人。他的经济思想与突出作风值得作些介绍。
       尹仲容（1903年3月19日－1963年1月24日），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人，无党派人士，被誉为“台湾工业化之父”、“台湾的艾哈德”、“台湾经济的领航人”。尹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先后任交通部科长、帮办，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协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国际贸易事务所纽约分所主任。1945年冬受宋子文之邀，任行政院秘书、参事、赞襄枢密。此后先后任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常务董事、淮南矿路公司执行董事。1949年春去台湾，先后任台湾地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信托局局长、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召集任、经济部长。1955年夏，受“杨子贷款案”牵连，辞去信托局长、经济部长、经安会工委会召集人等职，闭户读书。1957年8月复出，先后任经济安定委员会秘书长、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美援运用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台湾银行董事长。 

       一、 主要经济活动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锐不可挡之势解放全中国，国民党政府弃守大陆已是尽人皆可预断之事。国民党政府乃于是年元月明令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已确定台湾为最后“根据地”。然而台湾亦已陷入极大危机中，尤以经济问题最为严重。所有重要生产设备悉遭战时破坏，农工生产还远远落在日本占据时代之后，而民生和生产所需物资两皆奇缺，一般人民衣难蔽体，食难果腹，物价则不断跳涨，真可说是民穷财尽，濒临崩溃边缘。
       解决此一严重危机唯一途径为迅速恢复农工生产，开展对外贸易，以增加物资供应，藉以维持人民生活及生产之最低需求，并减缓通货膨胀压力。台湾政府于是在1949年6月成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尹仲容出任主任委员，负责该会运作。该会管理范围极其广泛，包括公民营生产与扶植、交通电力等事业之兴建与扩充、生产物资与生产资金之供应与调配、对外贸易之开展等等。实际上，当时台湾整个经济之决策与运作权力全掌握在该会之手，而尹仲容肩负台湾经济重建及以后发展重任，即从此时开始，他对台湾经济所作之重大贡献，亦以此为起点。
       自1949年6月起之1963年1月止，尹仲容在职十余年，常身兼数职。他不仅掌握台湾稀有之外汇资源、新台币资金、美援外汇及台币资金（相对基金）、出口贸易及重要生产设备、物料与民生物资之进口，而且掌握全台湾公民民营生产事业、交通电力等公有事业之发展，进出口贸易与外汇之管制与分配，货币供应与资金流通之操作，已经台湾经济计划之设计，集台湾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大权于一身。此时，尹仲容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都足以影响个别公民营企业之存亡，台湾整体经济之枯荣。由此亦可见台湾政府当局对尹仲容信任之专，所托之深。
       尹仲容在十余年时间内，对台湾经济所作之贡献，大致有： 
       （－）全力从事战后经济重建工作，迅速恢复生产。在生管会时代，在严重通货膨胀及外汇短缺之下，尹仲容仍能运用有限之资源，不分公营与民营企业，凡有助于国计民生物质生产者，均大力扶植，使其迅速恢复生产。尤其是电力与交通运输，因其为经济运转之枢纽，更是全力以赴。当时，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国际上已有拒收的事实，而尹仲容竟然以台湾银行不足200万美元外汇存储，购置发电机，供工业发展之用，其所见之远，魄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这一战后重建工作于1952年底完成，其时各项生产已达到日据时代最高产量，经济也相对稳定。因此“行政院长”陈诚于1953年很满足地宣布：“现在，我们终于有时间从事有计划的经济发展了。”而台湾第一个四年经济计划就是从1953年开始的。
       （二）完成耕者有其田政策。这是少为人知的一个故事。台湾政府自1949年实施三七五减租政策成功后，旋即进一步向地主收购土地，所需资金一部分来自土地实物债券，一部分来自台泥、台纸、工矿、农林四大公营公司移转民营之股票配给。这对尹仲容一生事业而言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却足以看出他的性格，只要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不管舆论界如何品评，别人不肯做，或做不了的事，他都揽起来做，成败在所不计。台湾九十年代公营事业移交民营不知唱了多少年，始终寸步不移，人人都在喊改，人人都在等着别人改，自己却坐享其成。尹仲容当时在那样困境之下而能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相差何其遥远。
       （三）发展台湾领导部门的工业。在五十年代初期，经济发展理论有所谓领导部门一说，即所谓经济落后地区不能百废待举，必须选择一、二个举足轻重，可以带动增长的经济部门率先发展。尹仲容当初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这一理论，但当有人问起台湾经济发展部门何在时，他立即回答三个：电力、肥料与纺织。电力关系整个经济，特别时工业发展，肥料与纺织在台湾都有强烈需求，在未发展前，需耗费大量稀有外汇从岛外进口。
关于纺织与肥料工业的发展，当时曾有这样的论述：1949年到1953年，（台湾）政府为扶持纺织业的发展，实施代纺代织的政策，在市场月息高达四分以上的情形下，等于无息供应纺织业周转资金。同时管制纺织品进口，使台湾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一倍以上。当时攻击之声四起，然而（台湾）政府不为所动，终于由年进口一千余万美元，变成1964年出口六千万美元，在台湾岛内市场也是价廉物美。试想如果没有当初的牺牲与扶持，哪有后来的成就。台湾政府以巨额美援建立台肥六厂，采用最新设备与方法，试车之后，一再发生故障，于是民意代表质询，社会舆论指责，官场传为笑谈。然而台肥六厂后来成为最有效率的肥料厂之一。如果尹仲容没有当初的勇气与决断，也就没有今日的台肥六厂。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实行代纺代织政策，使纺织业者获利甚丰，积累了资本，转而投资其他工业，促使台湾经济全面发展。今日之裕隆、远东、新光、六和、台甫帮等大财团，无一不起家于尹仲容的纺织政策，而他当时却被骂为官商勾结。
       （四）全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台湾经济发展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为实施市场经济，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尹仲容不断运用其所主持之金融机构如中信局、台湾银行，及所掌握之资金来源如美援资金，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有时还担任企业发起人角色。以代纺代织政策发展纺织工业，转投资于其他工商业，形成大财团，使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已如前述。运用金融或者美援来凝聚力量，提高发展新兴工业构想，并制成具体投资计划：包括技术、市场、原料来源、资金筹措等等，然后交由民间企业家承办。如台塑、新竹玻璃即为典型之例证。台湾重要的民营企业都曾受尹仲容政策之扶持，所以尹仲容逝世时，企业界莫不为之哀悼。
       （五）改革外汇贸易制度。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台湾经济已经稳定，通货膨胀威胁已大致解除。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则受到岛内市场限制，陷入瓶颈。突破的唯一途经是打开外销市场，这就牵涉到外汇贸易政策。尹仲容于1958年3月兼掌外汇审议委员会，随即自同年4月12日－1959年8月止，对外汇贸易管理政策做过三次重大改革，改革的内容可分为三方面。
       一是逐渐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恢复价格机能；
       二是调整汇率，使其比较接近真实的程度，并部分采取有弹性的模式以取消对许多进口物品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和对许多出口物品的变相课税；
       三是同时采取了许多鼓励出口的措施，使出口业变得具有吸引力，从事出口扩充，刺激岛内经济发展。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改革，稍有差池，可使通货膨胀死灰复燃。
       （六）力主全面改革与全面发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后半期，除了前面所说的外汇贸易改革之外，他所主持的美援运用委员会还草拟了加速经济发展计划、制定了十九条财经改革措施、颁布了奖励投资条例，并与有关机构合作，解除了很大一部分非常时期的经济管制，使市场机能得以充分发挥，投资环境得以大幅改善，奠定了五十年代及以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和繁荣的基础。
       尹仲容的改革思想不止经济，还包括社会、教育、文官制度等等在内。但曲高和寡，很少得到回应。

       二、 尹仲容的作风特色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讲大公无私得难能可贵。尹仲容恰是台湾众多“诺诺先生”之外得“谔谔之士”。辜振甫先生说尹仲容有三个不怕：不怕图利他人，不怕多做多错，不怕无乌纱帽。50年代的台湾政治、经济都极度危难，朝野官僚、政客的精神面貌多是“且等尘埃落地”，“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在当时的官场是心照不宣、时髦之极的座右铭。尹仲容则始终认为“国家事总要有人去干，他人不干，我又何妨去干”。
       正因为他正气浩然，大公无私，因此凡事敢于负责，从不推诿。他常对同仁说：“你知道责任二个字的原意吗？责字头部事主要的主字，下面是宝贝的贝字，只有负责才能产生宝贝的钱财。要是把责任推给他人，不就变成个债字了吗？人对国家事负债，国家也必然弄到对人民负债了。不但如此，要是他人的身旁，有了巧言令色孔壬的壬字，连任字也变成祸害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譬如，使他辞去三大要职的“杨子贷款案”。政策、原则虽是他这个信托局局长决定的，但错误源于其部属与杨子公司经理在手续上未按规则办事。但是，尹仲容在法院的应讯词中却一肩承担下来，绝不将部分责任归于实际承办事情的部属身上。了解真相的官员都知道，这就是他受意外打击的真正原因。他太“勇于负责“了。信托局的事务千头万绪，即令有九百九十九件成功，也难保一件事的失手，而一旦出错，无论知与不知，都是他倒霉。他为此案闭户两年，直到事情彻底查清，才又担起比先前更大的重任。这种作风完全实践了他所喜爱的荀子名言：“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为公矣”。
       至于尹仲容在生活、衣食、起居方面的大公无私在台湾更是有口皆碑。 

       三、博闻好学 

       尹仲容博闻好学。其旧学新学、中学西学根底深厚，在当时台湾政界实属罕见。他本是工科出身，写过《电磁学》、《工程数学》等书，尔后在实践中自习经济学著作，即使台湾岛内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也认为尹仲容对经济不是一般的通晓，而是精通，完全成了内行。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素养令翦伯赞这样的学者也有共鸣：其西学素养即使是韩素音这样的学者，或日、美等外交官十分佩服的。因而如此丰厚的学识使其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作用。
       他工作之余的最大喜爱就是读书，古今中外，只要兴趣所至，无所不读。他工作极忙，因而要多读书，就必得争分夺秒。无论在外出视察的途中，或开会之余，手里总有书。
       尹仲容一生写过许多经济学论文，此外还写有《吕氏春秋校释》、《郭松焘传》（未完）。可以说，《吕氏春秋》和郭松焘其人其书对尹仲容一生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他非常重视《吕氏春秋》有关的教诲，将其中要点概括为：一是强调知识第一；二是明辨是非；三是善于用人；四是强调法贵因时制宜；五是强调“先己”，即从自身做起，自强不息。
       尹仲容辞官闭户读书时，重点研究了百多年前的清代名臣郭嵩焘，给他编年谱，写传记，深守其影响；要点有三：其一，强调尊重知识，尤其是世界知识。他说：“在我到台湾之初，就想到郭松焘（筠仙）”，“郭筠仙是那时第一个有世界知识的人，他的胆识才华，远在曾左胡孙之上，可是他的抱负因为曲高和寡，并没有怎样发展。”因此，明白告诉大家：“我的旧事重提，给郭嵩焘编年谱，也在借次证明知识的可贵。”其二，强调公而忘私的精神。他认为从郭松焘身上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政治家识时务的才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热诚，是最重要的。”其三，强调自强不息的精神。他认为郭松焘实践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的精神。即使在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时，也决不随波逐流，相信客观真理的必然性。 
      

       四、谋定而后动 

       谋定而后动来自于尹仲容的读书与思考，渐渐的这些思想都被尹仲容所吸收并在其所作所为中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风格。尤其对于重要问题，莫不详收资料，重分析，重研究，深思熟虑，一旦有所决定，即切实推行，不屈不挠。
       譬如，1958—1959年，尹仲容提出外贸改革方案在讨论时，多数人因担忧后果而不赞同，尤其反对自由贸易。尹仲容予以充分的科学论证，并断然表示：“如果搞垮外汇，我一个人负责好了，决不牵累他人。”坚决通过此项改革案。几年后的实践证明，此项改革获得了成功，出现了正常的贸易竞争局面。
       正是因为尹仲容谋定而动，因此取得了广泛的信任。他在任时，经常通过新闻媒介发表各种政策性讲话。有些同僚认为他“辞句太锋利”。可是他说：“我只是对一般工商界的人们说老实话。我若说依违两可的话，害得他们瞎猜，弄到蚀本以至破产，我觉得心里过不去，而且也不应该。我说了斩钉截铁的老实话以后，他们还不相信，那责任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活该。”因此，在他病重的时候，众多工商人士都说：“我们希望他能早日康复。我们不能没有他，因为经他认可的事，他决不变更，使我们能够安心。经他否定的事，他永不通融，使只有死心，不再白忙。他是我们只要对他面谈一次，不论成不成，总可以马上得到结果的人。”
       尹仲容的谋定而动，总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他从不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官样牌子，而总是说：“愿个人负责”。他总是率领部属对于各种经济发展计划祥加研究、分析、比较。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只图近功，他决不盲从名家，而是以科学“谋定”。如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许多人建议采用凯恩斯以消费增进投资和生产的理论，主张用信用膨胀来刺激消费，促进生产。独尹仲容认为此一理论并非适用于台湾。他指出，消费能刺激投资和生产，虽然不无道理，但投资和生产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物品和劳役、技术，以建立生产力。今日台湾并没有如此条件，却正需要用有限的可用的资源去建立生产能力，亦即生产性的资本。假如贸然以增加消费的方式来刺激投资，把有限的可用资源消费掉，那么还有什么可供应投资方面的资源需要？同时，要增加消费，必得先生产所得，要增加所得，就必须增加生产投资，而要使投资生产增加，必须先节省物品和劳役来供它使用，不得用之于消费。因此，他主张在台湾发展经济得过程中须稳定币值，执行停止信用膨胀的政策。几年实践证明，尹仲容的“谋定”是正确的。台湾投资与生产均有良好、稳定的发展。
       尹仲容的公而忘私、博闻好学、谋定而动，体现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于经济发展理论、政策的制定者、决策者、执行者，或多或少可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