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重教，自古如此。邵阳建学，始于晋大兴于宋。北宋邵州，庆历四年（1044）建州学。抗战时期，不少文教界名流和爱国军政要员或从战区回乡，或从外地流亡至邵，邵阳聚集一大批办学人才，境内公立、私立中学大增达54所，居全省各区之冠。抗战时期邵阳教育界可歌可泣的事迹，既集中体现了邵阳人的核心精神特质，同时丰富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
一、抗战时期邵阳教育事迹体现出来的邵阳人精神特质
1.邵阳人具有“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
全面抗战爆发后， 1938年夏，吕振羽受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遣回家乡邵阳县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培养基层抗日干部。塘田战时讲学院奉行“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实施战时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教育方针。吕振羽的塘田战时讲学院虽然只办了10个月共招生两期，但对邵阳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主张“教与学一致”、“学与用一致”。以民众抗战、持久战与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理论，紧密结合抗日的伟大实践，要求学员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至少要参加一次抗日救亡具体工作，如演讲、演戏、编壁报、办民众学校等，与民众打成一片，使其在如火如荼的救亡工作中受到锻炼。教学方法上，实行“教”、“学”、“做”相结合的办法，要求学生将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结合，并引导学生深入实践，既学习，又工作。教学内容上，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向广大青年进行民族爱国主义教育和战时教育，课程设置既注重战时军事教育，也不忽视文化知识的传授，政治教育则是利用周会进行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抗日民族战争讲座，以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学院还经常组织学生们利用课余深入到乡村、集市，以演讲会、歌咏队、戏剧演出、出版刊物、办民办学校等多种形式与周边群众互动，开展抗战宣传，并将此作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使学生能迅速地将所学运用到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吕振羽等人在邵阳的教育活动直接影响了其他学校的教育，1940年以后，境内中学除按照部颁《修正中学规程》开课外，增加劳动课程，英语改为选修课，加强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实验、实习、参观及各种课外活动和竞赛活动。循程中学校长贺曼真认为：“舍生产而言教育，则教育为空洞；舍劳动而言教育，则教育为罪恶。”该校虽经8次迁徙，仍辟有供学生劳动的园地。洞庭中学有校办农场，规定新生入学要带一把锄头，交一只鸡，师生都要参加劳动。1939年10月，黄埔军校二分校迁往武冈，建址武冈城东郊法相岩，规模颇大，先后培养了初级军官近万人。开设的课程，军事方面有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射击教范、战术研究、沙盘作业、野外训练等，政治方面有总理遗训、总裁训示、战时法律、战时经济等，同时开设普通课程语、数、理、化以及英语、日语等，既重理论，又注重实际操作和运用。这些教育理念无疑影响深远。
2.邵阳人具有“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刘侃元在黄埔军校二分校（武冈）任教期间，为适应抗战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又与李明灏一起倡办洞庭中学，原名“湖南省私立洞庭中学”，出任首任校长，提出了“恭信勤朴”四字校训。为激励学生，校长刘侃元奋笔写出了《八百里洞庭》的校歌：“大哉洞庭，八百里洞庭！我们是国难的鲜花，我们是民族的明星，铁肩担负起百年的国耻……”李明灏将军在军校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指出黄埔精神就是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国难当头，革命军人应该发扬黄埔精神，舍生取义，抗战到底，不当投降派。抗战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湖湘子弟毁家纾难兴办教育报效国家，如邵阳县金秤市人席宝田（清末中宪大夫、太子少保）将其在塘田寺的“塘田别墅”借给“塘田战时讲学院”做校址，保安司令岳森、县长林拔萃以及当地开明绅士吕遇文、吕惠阶、李梯云等捐资支持创办塘院，出任荣誉董事。抗战时期个人捐资和宗族献产办学蔚为风气，捐资最多的刘重威，一次献银洋一万元，真正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3.邵阳人具有“呷苦霸蛮”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
抗战时期的邵阳教育，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办学。许多督学在视导报告中写道：境内小学校舍多为破庙废祠，校具简陋不堪，办学条件差，教师薪资低，但许多教职员工都为团结抗日而勉尽职责。敌占区学校有的被迫停办，有的被迫迁徙，循程中学就迁徙8次之多。1944年，日军进犯邵阳，危及武冈，省立六师在校长杨韶华的率领下，全校师生400余人，自负行李、粮食，步行到绥宁黄土矿，一边上课，一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翌年3月，日军入侵雪峰山区，又率师生远迁芷江，迁徙途中，膳食断绝。杨韶华号召全体教职工：“我们要愈困难，愈奋斗；愈激流，愈勇进。一定要以入地狱的精神把学生带出去，以保存国家元气。”其率师生辗转疏散，历时一年，跋涉千里，严守纪律，艰苦奋斗的优良校风，得到当时政府嘉奖。吕振羽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时，遇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他凭着“吃得苦，霸得蛮”的宝古佬精神，克服了困难，并积极宣传抗战文化，他在《战时的湖南和湖南人》一文里，指出湖南人具有“刻苦”、“勤奋”、“拼搏”、“奉献”而有“蛮气”的“湖南精神”。他说：“自梁启超以致现在的全国领袖蒋委员长等，皆谓只要湖南人不死尽，中国就不会亡国。”认为：这是国人对湖南人的最大信赖和殷切期望，在现在的民族抗战中，湖南人更要发扬光大“湖南精神”。
4.邵阳人具有“敢为人先”的创新求变意识
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振羽实行“教”、“学”、“做”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学生将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课堂学习与课外活动相结合，并引导学生深入实践，既学习，又工作。“这一方法突破了我国教育史上学用脱节的窠臼，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活动中起到了前驱先锋的作用。”杨韶华在抗战期间提出“三杆教育”，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现代文化名人在邵阳任教，他们的学术创新意识丰富了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内涵，并深深影响了邵阳教育。
二、邵阳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意义
1.以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指导探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
“经世致用”原意为“尽其所学用于治理国家、治理天下”，指理论与实践结合以治邦济世、注重实践、讲究务实的思想。经世致用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整体上说，邵阳区位偏僻、交通闭塞、基础薄弱，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慢、人民群众困难多的欠发达地区。邵阳的第一产业大而不强、第二产业齐而不壮、第三产业强而不旺的经济结构是客观现实。同时也应该看到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天时，邵阳有六项国家层面、三项省级层面的扶持政策；地利，一是资源丰富、地下矿藏众多，二是森林优势突出，三是旅游门类齐全。同时，交通基础建设、城市基础建设、产业基础建设都已得到显著加强；人和，邵阳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在市场经济时代，邵阳商人遍布全球，已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我们应该坚持从发展经济、文化的实际出发，发扬邵阳人“经世致用”的传统，实事求是，探索出一条最适合邵阳发展的康庄大道来。
2.坚持“呷苦霸蛮”的奋斗精神，提振精神，奋发图强，实现加快邵阳发展
历史的经验表明，无论是蔡锷的再创共和，还是抗战时期邵阳教育的救亡图存，邵阳人的“霸蛮”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可以挽民族于狂澜之不倒，邵阳在经济建设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今天，坚持“呷苦霸蛮”的奋斗精神同样能够奋起直追，实现后发赶超。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的报告中指出，要警惕“精神倦怠的考验”。对于邵阳人来说，本身就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特质，在新的历史时代更应该发扬光大，团结一心、相互提携、和衷共济，为实现邵阳的大发展再创辉煌。
3.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求变意识独辟蹊径，弯道超车
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魏源等思想家的学术探索上，同时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邵阳人更具敢为人先的实干精神。抗战时期的邵阳教育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仅要救亡图存，同时在教育理论思想和教育实践都取得了创新突破，说明“敢为人先”是邵阳人不拘一格、敢于独辟蹊径的精神特质。邵阳提出了把邵阳建设成世界旅游胜地、享誉中外的文化名城、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湘桂边陲的物流中心等奋斗目标，并喊出了“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历史的千古罪人”的响亮口号，这些都是邵阳人“敢为人先”精神的集中体现。
4.发展教育事业，传承精神血脉，培养创新人才
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邵阳市地处湘中偏西南，辖八县一市三区，土地面积20932平方公里，人口800万，现有农业人口700多万，占全市总人口的87％以上。邵阳既是一个教育大市，同时又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严重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妨碍了教育的公平、公正。抗战时期邵阳教育所作的贡献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深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只有教育不亡，国家就不会亡；教育发展，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创新人才。因此，实现邵阳的大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把教育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