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长江文明经历了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型、由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民众文化的渗透。从地域的角度看，西方冲击还造成了内地与沿海的差异格局。中国近代历史上勃然兴起的“湖湘文化”和“海派文化”，恰好可以看作是内地与沿海的典型代表。


　　一、湖湘文化源流

　　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今湖南为主体的近代区域文化。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所谓“洪杨之难”，是指洪秀全，杨秀清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一战成名，由此确立了湖湘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举凡一切军国大事，几乎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

　　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发达，有两大源头；其一是传统楚文化的孕育，这是间接源头；其二是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这是直接源头。

　　湖南曾是楚文化重要腹地，屈原南游沅湘，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尤其是相传作于湖南的《天问》，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这种精神后来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可以说，楚文化的因子已逐渐融汇到湖湘文化的小传统之中，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保证了这些楚文化因子不致流失，当近代西方文明冲击湖湘大地时，楚文化因子历久弥珍，喷然而出，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创始人胡宏，字仁仲，号五峰，福建崇安人，后迁居湖南衡山，隐居衡山20余年，终老于此。张木式，字敬夫，号南轩，今四川绵州人，8岁随父亲张浚到长沙定居，后拜胡宏为师，成为胡宏的得意弟子，其学术思想较之乃师更胜一筹。张木式的名声之大，还引起了另一位大学者——朱熹的注意，由此导致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当时(1167年)朱熹37岁，张木式34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这二位青年才俊，在岳麓书院幽静的环境里，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的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他们的学术讨论是公正无私的，研究探讨的结果是：两人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朱张会讲”以及朱熹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几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象征。

　　到了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又出现了另一位杰出学者——王夫之。

　　王夫之生长在湖南，肄业于岳麓书院，他在山长胡道行的教育下，受岳麓学术传统的影响，对宋代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木式的学术思想极为推崇，并在人性论、知行观及治学思想上直接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王夫之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文明史上居有崇高地位。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当代学术大师侯外庐先生也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他不止是将湖湘文化，而且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湖湘文化塑造了湖湘士人外倾感应型人格，当面临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经世致用的学风使一批湖湘知识分子率先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意义。

　　早在1842年，湖南邵阳人魏源，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编写了《诲国图志》一书，详细介绍英、美、俄、西等5大洲90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他逝世10年后，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又率先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社会实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1876年，湖南人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他在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率先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设议会，实行君主共和制。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湖南人又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新文化运动，湖南人易白沙历数孔学辅助帝王独裁，实行文化专制等弊端，提倡“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同竞争而进”，呼唤学术思想自由。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组成以提倡文化革新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成为湖南五四运动的中坚组织之一。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刘少奇成为共和国主席……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民国奇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无不自负地吟唱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综观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变化，湖南人的所作所为，的确担当得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评价。

　　二、“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家朱熹、张木式、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从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近代湖南人才兴盛，一是得自岳麓书院的培养教育，二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晚清的崛起。早在湘军创立之初，曾国藩就十分重视人才的遴选，他认为：行军用兵，以得人为第一要义。曾国藩选才不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一节之用，不论年限资历，均在录用之列。

　　湖南地处内地，所受西方冲击相对较弱，传统的基层社区组织保存较为完整。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首先就把军队制度建立在一种浓郁的乡党亲情氛围之中，士兵将官多是相同地域甚或同乡同里之人。

　　乡情、亲情、师友之情，三者叠和，使得湘军极具凝聚力和战斗力。随着湘军在晚清的崛起，湖湘人才也开始冲出湖南，走向全国。在湖湘人才中，最多也最具特色的，首先是军事人才。

　　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学说的影响，近代湖湘人才大多深具务实的学风，他们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抽象的思辩工作，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章句考据之学。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立节”四不朽中，湖湘人才更看重立功和立德。在他们看来，有功无德是霸才，有德无功是庸才。

　　左宗棠要求“识得一字即行一字，”评价学问的标准不在于读书多少，而在实践多少，由此构成一种乡土社区型的文化精神传统，甚至把“老农”推崇到“识字”，读书人之上的地位。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事业相结合，在一般士人眼中不啻为荒谬之举(孔子就曾反对弟子学农)，但在湖湘士人看来，却是极其平常之事。湖南人毛泽东一生崇尚“踏着人生的实际”说话，其著名的“卑贱者最高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大约可以追溯到湖湘文化的乡土精神传统。

　　湖湘人才讲求实际，热衰于治道政术，但并不排斥探究学问。但他们的治学往往与治术纠缠不清，不象江浙学人在学术研治方面那么纯粹罢了。于实际应用，分不分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实在关系不大。

　　中国传统儒学有所谓“内圣”“外王”之学，由“修齐治平”的修养工夫可以达致“外王”的事功。但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使得原有的“夷夏之辨”所具有的文化优感丧失殆尽，儒士阶层感到无法轻易通过道德“内圣”推导出“外王”事功的陈旧渠道。面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巨大冲击，岭南学者康有为、梁启超总是希图在“内圣”方面寻求转换，多在思想领域掀起变革波澜。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204页。但在湖湘人士看来，国力的强劲轻弱似乎只存留在物质与武力的角逐对抗之中，其中并不涉及道德“内圣”的层面。这种以事功成事实的态度，反而使他们能认识西方物质文明的长处，而不必纠缠于隐藏于物质层面背后的“内圣”因素，从而也使湖湘人士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占得先机。

　　湖湘文化孕育的湖湘人才，以湘军起家，由军事而入政治，军事人才和政治人才尤为兴旺发达，这大约就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近代含义吧。

　　三、吃辣椒与闹革命

　　近代湖南人才的兴盛，还和湖南民风有关。湖南民风仍以强悍著称，由此可见，湖南人自古以来就以“强悍、负气”著称。这种民风造就了湖南人“单线条”的思维方式：只要是他认准的“理”，就会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不顾客观形势强弱与否，便勇往直前，奋不顾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湖南人的强悍，使得“湘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近代湖南人从军风气特盛，有“无湘不成军”之谚。这种强悍的作风，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形势，反而容易取得成功。

　　湖南人的负气，以主观意志为原则，不屑更改。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近代以来湖南人两极分化的奇特现象。

　　但是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光有强悍负气是不够的。强悍只是对待问题的无畏态度，负气走极端只是一种决断能力，如果没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没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那么强悍只能逞一时之勇，负气也迹近无赖。湖南人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国历史成就一番“事业”，占居一席之地，除了强悍负气之外，还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自宋代以来，湖南人就以勤奋著称。勤奋，本是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人口激增，可耕地逐渐减少，不勤奋就意味着忍饥挨饿，但综观湖南自近代以来的国民生计，不似江浙沿海有那么多的经商机会，人民除务农而外，别无他途，就更养成了湖南人的勤劳作风。

　　近代湖南人，是经历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移民的结果。新来的移民具有强烈的开拓心和进取精神；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湖湘文化厚积薄发，以其特有的气质，闪耀着夺目的光采。但和海派文化比较起来，湖湘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色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她具有更多的内向特征。湖湘文化的本质，仍然是传统的农业文明。